教育，这个激动人心的字眼，曾诱惑许多抱负满怀的青年将火热的青春投入到大学教育系；教育学，这门自人类文化起蒙时代就孕育的学问，现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体。然而，为什么为数不少的教育系才子才女热情锐减，感叹找不到感觉？又为什么这门既有历史又有积淀的学科群体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形象并非那么鲜明、印象并非深刻呢？原因固然多样，但有一点可形象地说：人类教育学虽是巨龙，然而人们尚未发现它的“眼睛”，甚至可以说尚未“点睛”。展读《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位青年学者已用传神之笔给这条巨龙“点睛”，或者说，我们透过他的论文看到这条龙灵动的“眼睛”。这“眼睛”就是论文题目所言——教育学的文化性格。
历史上曾有多种教育学研究框架，作者在逐一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新的研究框架，即文化解释框架，以对教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新的解释。
从“文化”概念出发，作者超越从前种种“从教育学认识教育学”或“从某一哲学派别认识教育学”等把教育学看成一组孤立地利用概念、实验技术等认识过程的老路，而从文化哲学、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角度入手，把教育学看成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殊活动方式，利用大量相关材料，把它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概念、提出的命题、包藏的隐喻、理论的演进等等，统统纳入或还原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加以整体地分析与理解，揭示它们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及由此而具有的文化特征，从而提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概念，以回答“教育学是什么”这一教育学的根本问题。
作者认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指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同时指出，教育学的“科学特性”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教育活动的特点：前者是从外在的、表层的、规范的方面，而后者则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的方面来说明。只有历史地认识到教育学活动这两方面，方可说完整地理解了现代教育学活动。
为具体说明“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作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阐明“教育学的民族性格”的概念。作者选择中西方文化中有典型意义的三个国家的教育学进行剖析。西方是德国和美国，先后在18－19世纪、20世纪执世界教育学之牛耳。东方是中国，有着2000多年教育智慧的文明古国。经比较，作者提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的概念，并指出，该概念是“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下位概念，其意是教育学是民族的，是民族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类智慧之花，教育学活动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特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教育学之命根。
为验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作者运用该概念对某些教育学具体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如教育学的自主性和依赖性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及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经应用研究，认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是一种双重的关系，教育学研究既依赖其他学科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又由于自己的价值特性、主观特性、文化特性而超越它们，指向更为广阔与深远的社会生活实践，教育学本真自主性由此获得与敞亮；教育理论有教育理论的用处，其实践意义在于启迪教育主体对教育活动本身的理解及促进他们教育境界的不断提升；中国现代教育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教育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教育学，惟如此，才是世界性的教育学。
作者还从纵向角度了人类教育学史并循此轨迹展望21世纪。认为：人类教育学史经历了神话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21世纪将发生文化转向，进入文化时代。基于此，21世纪中国教育学应该站在对20世纪乃至由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教育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石上，对现实的教育问题进行文化的分析，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教育学道路；同时从对实际教育活动中的“纯教育问题”关注中拓展为对现实个体和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为百性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寻求合适的教育策略。
通过从文化解释的框架全面反思人类教育学，作者理直气壮地指出：教育学具有真正的理论品格，这就是“教育学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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